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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對面
12月10日,5年前的這一天,莫言在瑞典斯德哥爾摩領取瞭諾貝爾文學獎。在那之後,莫言一直保持低調蟄伏的姿態。直到今年,他在《收獲》《人民文學》接連發表多部劇本、短篇小說,宣告“回歸”。10日下午,走進思南讀書會,在時隔多年與上海讀者的再度會面之中,莫言透露,這批新近發表的作品大部分寫於2012年春天,“因為得獎這件事,我把這批小說放下瞭。當我重新把這批小說找出來的時候,這些小說就像當年埋到底下的白菜和蘿卜一樣,蘿卜長滿瞭芽子,白菜的心鉆出綠芽,小說裡的人物原型還在,他們的生活和命運也都發生瞭變化,一位死瞭的突然活著回來瞭,一位很落後的突然開上瞭奔馳,一位很懦弱的突然幹瞭一件驚天動地的事。從這個角度來講,小說是能夠成長的,建立在鄉村故鄉基礎上的小說,本身充滿開放性,永遠不會封閉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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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中國文學傳統的當代繼承與轉化”是主辦方確定的對談主題。莫言說,中國文學傳統一方面體現在一部部文學遺產裡,是印到紙上或刻在碑上的文學作品,另一個方面的文學傳統是沒有印成書,在民間以口頭方式一代代傳承著的,它可能來自集市上的民間說書人,可能來自過去生產隊的飼養棚,甚至現在很多農民所說的俗言俚語裡包含著很多語言化石。看起來很土的話,寫到紙上變得非常典雅,也許那就是當年古人們所用的語言,通過民間的口口流傳被保留下來。“如果說書面上的經典作品包含的文學傳統,給予所有人的資源是一樣的,那麼在民間流傳的傳統對我的影響更大。人類藝術最重要的特征和最寶貴的素質就是豐富性和多樣性,民間文學恰好提供瞭多樣性的基礎。”在莫言看來,所謂民間並非固定不變的概念,“一提到民間就是荒山老林和農村漁村,實際上民間的概念更寬泛,上海的高樓大廈裡照樣有民間。對每個作者來說,利用民間資源就應該充分瞭解自己的生活圈子,瞭解身邊的人,寫身邊的事,寫熟悉的生活,從生活中發現小說情節,從身邊熟悉的人的言談中發現語言的新元素。民間不隻屬於我們這代人,不隻屬於在農村長大的人,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民間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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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什麼是傳統?傳統不是離我們越來越遠,其實活的傳統就在我們的生活周遭。”評論傢陳思和以莫言的小說《生死疲勞》為例,“莫言讀過大量山東地區的民間故事、小說,最著名的就是蒲松齡的《聊齋志異》,他的小說裡經常有動物出現,牛會說話、驢子會說話,這都可以歸納到中國文化傳統,我們的傳統喜歡說鬼故事、狐貍精。《生死疲勞》的主人公藍千歲經過幾世輪回仍然想著復仇,在他的每一個輪回中,變成的每一種動物都非常頑固。這很像《聊齋》中的一篇故事《席方平》,那也是一個堅持不停告狀伸冤的人。這種告狀不是簡單的重復,背後是中國人堅韌不拔,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,這種精神直到今天還在發揮世俗意義上的戰鬥作用,和一切不公平的現象抗爭到底,我們要理解中國文化傳統,就要理解到這樣的根子上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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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寫《生死疲勞》的時候,我沒有意識到《席方平》這個故事,直到被評論傢所提醒,你的結構和故事核心和蒲松齡的這個故事很像。確實,當我小時候還讀不懂文言文的時候,我就從我大哥的中學課本上讀到瞭《席方平》,雖然很多字我不認識,但還是讀懂瞭這個故事。中國的文化傳統,上朔到遠古神話裡就充滿瞭寧死不屈的抗爭精神,後羿射日、精衛填海、愚公移山,中國神話和西方神話不一樣,人定勝天、不屈不撓是我們的精神,這種精神一直保留在民間,不僅是人,甚至是動物。《生死疲勞》裡我之所以寫瞭這麼多具有反抗精神的動物,就是因為生活中我碰到的一些動物,也具有這樣的個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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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間戲曲是莫言的另一種精神資源。“高密號稱有四寶,剪紙、泥塑、年畫還有茂腔,我們小時候沒有電視,看電影也非常不容易,就是看村裡的戲班子演茂腔。我們小孩子也跟著大人上臺,化妝自己管,每傢的鍋灶後面有灰,往臉上一抹就上臺瞭。民間戲曲、鄉村舞臺對我來說很熟悉,也充滿感情,我總人為應該在某一部小說中好好利用一下我熟悉的民間戲曲,就有瞭《檀香刑》。某種意義上,這是一部小說化的戲曲或戲曲化的小說,裡面的人物設置是高度臉譜化的,人物之間的關系也充滿戲劇性,語言則大量使用瞭我編的茂腔的唱詞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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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是這份對於民間戲曲的感情,讓莫言今年“復出”的第一部作品就是發表在《人民文學》上的劇本《錦衣》,盡管3.4萬字的這部作品還不是一個演出本,搬上舞臺還需要大量刪減合並。“一個小說傢,應該也是一個劇作傢,或者說一部好的小說的內核就應該是一部劇。任何一部好小說完全可以改編出一部好的話劇、電影或舞劇、歌劇。戲劇對於老百姓的影響甚至比小說更大,尤其過去農村教育不普及,對於不識字的農民來說,民間戲曲就是他們的教材,舞臺就是向大眾開放的舞臺,老百姓的道德價值關鍵,就是通過戲曲塑造的。”莫言說,時過境遷,隨著科技發展、藝術多樣化,民間劇種、劇團的生存處境變得很困難,老觀眾越來越少,要怎麼引起年輕觀眾的興趣是新的問題。”作為小說傢,應該多多瞭解其他藝術形式,尤其是戲曲、曲藝這樣的玩語言藝術的。寫小說的當然不是指望你的每一部作品都被人朗讀,但好的小說應該是可以被朗讀的,而且語言是有節奏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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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:莫言的故台中市化糞池清理事
一隻瞭不起的貓和一頭倔強的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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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傢曾經有一隻貓,原來是抓老鼠的能手,一天能抓5、6隻,每次它抓瞭我奶奶就劫下來,把老鼠放到鍋灶裡面燒瞭給我和堂姐吃,貓氣得在旁邊憤怒地叫。老鼠在那時候是美餐,一隻老鼠我和堂姐一人一塊分著吃,吃完之後感覺特別幸福。而貓呢,在旁邊氣得要命,我費盡千辛萬苦抓來的,被你們吃瞭。後來它就不抓老鼠瞭,抓也白抓。它改吃鄰居傢的小雞瞭。鄰居老找上我們傢罵道,你們的貓又把我們傢的小雞吃瞭。我奶奶說,我沒看到啊。鄰居說,你看它嘴巴上還有血呢!我們就這麼把鄰居得罪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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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時,每天都有農場的拖拉機從我傢門前經過,到縣城、到濰坊、到其他更遠的地方拉貨。我們把貓抓住裝到麻袋裡,轉瞭幾十圈把它轉暈瞭,辨不清方向,扔到拖拉機裡。據說那天是去淄博,也就是蒲松齡的老傢,大概有300多裡路。我們想,這下,這隻貓是永遠回不來瞭。它走的時候還扔下瞭三隻小貓,我們用飯渣把小貓喂大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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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天中午,剛下過大雨,我突然聽到外面三隻小貓在狂歡,出去一看,我們那隻老貓回來瞭。尾巴剩瞭半截,全身傷痕累累,爪子上沾滿瞭泥團,瘦骨嶙峋。我被感動得熱淚盈眶,這隻貓真是瞭不起,它是怎麼回來的呢?有人說,它是沿著鐵路回來的,但它也不是沿著鐵路走的,怎麼沿著鐵路回來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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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想動物也有一種非常執著的精神,它可能想著,第一我要回傢,第二傢裡有我的孩子,可能是母性的力量讓它費盡千辛萬苦回來瞭。或許它也有語言,一路向其他貓打聽,高密東北鄉怎麼走?其他貓就幫它傳遞信息,告訴它,沿著鐵路往東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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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來我還寫過牛,牛也是有原型的。我們生產隊買瞭一頭牛,買來的時候膘肥體壯,一頭黑牛,花瞭500塊錢。當時一個生產隊拿出來500塊是很不容易的,所以買瞭這頭牛之後我們都很驕傲。看,我們生產隊有頭特別漂亮的牛,你們別的隊沒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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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把這頭牛買回來以後才發現,它不是一頭幹活的牛。隻要把牛鎖頭往它肩上一放,它就一下子仰倒在地,四腿抽搐,口吐白沫,任你鞭打腳踢,用火燒它大腿都不起來。隻要把牛鎖頭一摘,它就又一下子爬起來瞭。沒辦法,後來把它的傷治好以後,還是牽到到集市上。集市上的經紀人,就是賣牛的人就偷偷地笑,這頭牛又回來瞭。
社區公寓大廈抽肥?
就這樣,這頭牛逃避瞭農業生產勞動,每隔兩三個月就趕次大集,換個主人。當時殺牛是犯法的,除瞭病死外,不能隨便殺牛,牛是重要的生產資料,所以這頭拒絕生產的牛隻能被一次次賣來賣去,最後賣到哪裡我也不知道瞭。我寫《生死疲勞》的時候就想到這頭牛,不僅人有典型性,動物裡也有典型,也充滿個性。大多數牛可能是逆來順受的,但也有極個別桀驁不馴,寧願被打死也不為你幹活的牛。當時在生產隊,我們開玩笑說,這頭牛的前世一定是反革命,對社會主義不滿,所以不給人民公社幹活。這些玩笑後來都用到瞭小說裡,《生死疲勞》的主人公是地主,地主轉世變成瞭牛,當然不肯給人民公社幹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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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中市抽水肥
12月10日,5年前的這一天,莫言在瑞典斯德哥爾摩領取瞭諾貝爾文學獎。在那之後,莫言一直保持低調蟄伏的姿態。直到今年,他在《收獲》《人民文學》接連發表多部劇本、短篇小說,宣告“回歸”。10日下午,走進思南讀書會,在時隔多年與上海讀者的再度會面之中,莫言透露,這批新近發表的作品大部分寫於2012年春天,“因為得獎這件事,我把這批小說放下瞭。當我重新把這批小說找出來的時候,這些小說就像當年埋到底下的白菜和蘿卜一樣,蘿卜長滿瞭芽子,白菜的心鉆出綠芽,小說裡的人物原型還在,他們的生活和命運也都發生瞭變化,一位死瞭的突然活著回來瞭,一位很落後的突然開上瞭奔馳,一位很懦弱的突然幹瞭一件驚天動地的事。從這個角度來講,小說是能夠成長的,建立在鄉村故鄉基礎上的小說,本身充滿開放性,永遠不會封閉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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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中國文學傳統的當代繼承與轉化”是主辦方確定的對談主題。莫言說,中國文學傳統一方面體現在一部部文學遺產裡,是印到紙上或刻在碑上的文學作品,另一個方面的文學傳統是沒有印成書,在民間以口頭方式一代代傳承著的,它可能來自集市上的民間說書人,可能來自過去生產隊的飼養棚,甚至現在很多農民所說的俗言俚語裡包含著很多語言化石。看起來很土的話,寫到紙上變得非常典雅,也許那就是當年古人們所用的語言,通過民間的口口流傳被保留下來。“如果說書面上的經典作品包含的文學傳統,給予所有人的資源是一樣的,那麼在民間流傳的傳統對我的影響更大。人類藝術最重要的特征和最寶貴的素質就是豐富性和多樣性,民間文學恰好提供瞭多樣性的基礎。”在莫言看來,所謂民間並非固定不變的概念,“一提到民間就是荒山老林和農村漁村,實際上民間的概念更寬泛,上海的高樓大廈裡照樣有民間。對每個作者來說,利用民間資源就應該充分瞭解自己的生活圈子,瞭解身邊的人,寫身邊的事,寫熟悉的生活,從生活中發現小說情節,從身邊熟悉的人的言談中發現語言的新元素。民間不隻屬於我們這代人,不隻屬於在農村長大的人,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民間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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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什麼是傳統?傳統不是離我們越來越遠,其實活的傳統就在我們的生活周遭。”評論傢陳思和以莫言的小說《生死疲勞》為例,“莫言讀過大量山東地區的民間故事、小說,最著名的就是蒲松齡的《聊齋志異》,他的小說裡經常有動物出現,牛會說話、驢子會說話,這都可以歸納到中國文化傳統,我們的傳統喜歡說鬼故事、狐貍精。《生死疲勞》的主人公藍千歲經過幾世輪回仍然想著復仇,在他的每一個輪回中,變成的每一種動物都非常頑固。這很像《聊齋》中的一篇故事《席方平》,那也是一個堅持不停告狀伸冤的人。這種告狀不是簡單的重復,背後是中國人堅韌不拔,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,這種精神直到今天還在發揮世俗意義上的戰鬥作用,和一切不公平的現象抗爭到底,我們要理解中國文化傳統,就要理解到這樣的根子上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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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寫《生死疲勞》的時候,我沒有意識到《席方平》這個故事,直到被評論傢所提醒,你的結構和故事核心和蒲松齡的這個故事很像。確實,當我小時候還讀不懂文言文的時候,我就從我大哥的中學課本上讀到瞭《席方平》,雖然很多字我不認識,但還是讀懂瞭這個故事。中國的文化傳統,上朔到遠古神話裡就充滿瞭寧死不屈的抗爭精神,後羿射日、精衛填海、愚公移山,中國神話和西方神話不一樣,人定勝天、不屈不撓是我們的精神,這種精神一直保留在民間,不僅是人,甚至是動物。《生死疲勞》裡我之所以寫瞭這麼多具有反抗精神的動物,就是因為生活中我碰到的一些動物,也具有這樣的個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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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間戲曲是莫言的另一種精神資源。“高密號稱有四寶,剪紙、泥塑、年畫還有茂腔,我們小時候沒有電視,看電影也非常不容易,就是看村裡的戲班子演茂腔。我們小孩子也跟著大人上臺,化妝自己管,每傢的鍋灶後面有灰,往臉上一抹就上臺瞭。民間戲曲、鄉村舞臺對我來說很熟悉,也充滿感情,我總人為應該在某一部小說中好好利用一下我熟悉的民間戲曲,就有瞭《檀香刑》。某種意義上,這是一部小說化的戲曲或戲曲化的小說,裡面的人物設置是高度臉譜化的,人物之間的關系也充滿戲劇性,語言則大量使用瞭我編的茂腔的唱詞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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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是這份對於民間戲曲的感情,讓莫言今年“復出”的第一部作品就是發表在《人民文學》上的劇本《錦衣》,盡管3.4萬字的這部作品還不是一個演出本,搬上舞臺還需要大量刪減合並。“一個小說傢,應該也是一個劇作傢,或者說一部好的小說的內核就應該是一部劇。任何一部好小說完全可以改編出一部好的話劇、電影或舞劇、歌劇。戲劇對於老百姓的影響甚至比小說更大,尤其過去農村教育不普及,對於不識字的農民來說,民間戲曲就是他們的教材,舞臺就是向大眾開放的舞臺,老百姓的道德價值關鍵,就是通過戲曲塑造的。”莫言說,時過境遷,隨著科技發展、藝術多樣化,民間劇種、劇團的生存處境變得很困難,老觀眾越來越少,要怎麼引起年輕觀眾的興趣是新的問題。”作為小說傢,應該多多瞭解其他藝術形式,尤其是戲曲、曲藝這樣的玩語言藝術的。寫小說的當然不是指望你的每一部作品都被人朗讀,但好的小說應該是可以被朗讀的,而且語言是有節奏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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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:莫言的故台中市化糞池清理事
一隻瞭不起的貓和一頭倔強的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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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傢曾經有一隻貓,原來是抓老鼠的能手,一天能抓5、6隻,每次它抓瞭我奶奶就劫下來,把老鼠放到鍋灶裡面燒瞭給我和堂姐吃,貓氣得在旁邊憤怒地叫。老鼠在那時候是美餐,一隻老鼠我和堂姐一人一塊分著吃,吃完之後感覺特別幸福。而貓呢,在旁邊氣得要命,我費盡千辛萬苦抓來的,被你們吃瞭。後來它就不抓老鼠瞭,抓也白抓。它改吃鄰居傢的小雞瞭。鄰居老找上我們傢罵道,你們的貓又把我們傢的小雞吃瞭。我奶奶說,我沒看到啊。鄰居說,你看它嘴巴上還有血呢!我們就這麼把鄰居得罪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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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時,每天都有農場的拖拉機從我傢門前經過,到縣城、到濰坊、到其他更遠的地方拉貨。我們把貓抓住裝到麻袋裡,轉瞭幾十圈把它轉暈瞭,辨不清方向,扔到拖拉機裡。據說那天是去淄博,也就是蒲松齡的老傢,大概有300多裡路。我們想,這下,這隻貓是永遠回不來瞭。它走的時候還扔下瞭三隻小貓,我們用飯渣把小貓喂大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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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天中午,剛下過大雨,我突然聽到外面三隻小貓在狂歡,出去一看,我們那隻老貓回來瞭。尾巴剩瞭半截,全身傷痕累累,爪子上沾滿瞭泥團,瘦骨嶙峋。我被感動得熱淚盈眶,這隻貓真是瞭不起,它是怎麼回來的呢?有人說,它是沿著鐵路回來的,但它也不是沿著鐵路走的,怎麼沿著鐵路回來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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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想動物也有一種非常執著的精神,它可能想著,第一我要回傢,第二傢裡有我的孩子,可能是母性的力量讓它費盡千辛萬苦回來瞭。或許它也有語言,一路向其他貓打聽,高密東北鄉怎麼走?其他貓就幫它傳遞信息,告訴它,沿著鐵路往東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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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來我還寫過牛,牛也是有原型的。我們生產隊買瞭一頭牛,買來的時候膘肥體壯,一頭黑牛,花瞭500塊錢。當時一個生產隊拿出來500塊是很不容易的,所以買瞭這頭牛之後我們都很驕傲。看,我們生產隊有頭特別漂亮的牛,你們別的隊沒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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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把這頭牛買回來以後才發現,它不是一頭幹活的牛。隻要把牛鎖頭往它肩上一放,它就一下子仰倒在地,四腿抽搐,口吐白沫,任你鞭打腳踢,用火燒它大腿都不起來。隻要把牛鎖頭一摘,它就又一下子爬起來瞭。沒辦法,後來把它的傷治好以後,還是牽到到集市上。集市上的經紀人,就是賣牛的人就偷偷地笑,這頭牛又回來瞭。
社區公寓大廈抽肥?
就這樣,這頭牛逃避瞭農業生產勞動,每隔兩三個月就趕次大集,換個主人。當時殺牛是犯法的,除瞭病死外,不能隨便殺牛,牛是重要的生產資料,所以這頭拒絕生產的牛隻能被一次次賣來賣去,最後賣到哪裡我也不知道瞭。我寫《生死疲勞》的時候就想到這頭牛,不僅人有典型性,動物裡也有典型,也充滿個性。大多數牛可能是逆來順受的,但也有極個別桀驁不馴,寧願被打死也不為你幹活的牛。當時在生產隊,我們開玩笑說,這頭牛的前世一定是反革命,對社會主義不滿,所以不給人民公社幹活。這些玩笑後來都用到瞭小說裡,《生死疲勞》的主人公是地主,地主轉世變成瞭牛,當然不肯給人民公社幹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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